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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再提農地流轉 家庭農場或是農業發展方向
            來源:經濟觀察報        發表時間:2016-11-01

            現代農業規劃出臺4年后,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川東村居委會黨委書記楊應忠把農民的土地流轉起來了。他還創辦了兩家公司,在流轉的土地上發展起集約的農業經營。
              按照現在的體制,楊應忠的身份可能是最獨特的一個。他是這個村子的“最高長官”,同時他又是江蘇川鹿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鹽城市大豐區欣運家庭農場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而這兩家公司,使得參與流轉村民的土地收入大幅上漲。
              近年來 ,中國具有類似多重身份的農民越來越多了。他們身份的轉變給中國農業生產、農地流轉帶來的示范效應不亞于30多年前的小崗村改革。
              2012年的春節剛過,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現代農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提出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化、專業化生產經營。正是這份《通知》,成為日后像楊應忠這樣的農民率先嘗試土地流轉的“通行證”。
              如今,在中國絕大部分尤其是江浙地區,一大批先行者作為政策的踐行者,在悄然改變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他們改變著延續30多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是中國農地流轉的第一波推動力。
              不過,他們面對的挑戰也很多,比如土地流轉的規模把控、如何走向更高效集約的現代農業等。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定寰認為,公司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公司需要考慮盈利,長遠來看就分流了一部分農業收益。公司的逐利性使得希望規模擴大,而規模適中的家庭農場更適合未來農業現代化的道路。
              今年10月,國務院再次發布《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支持通過土地流轉、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種形式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魏后凱說,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中占有基礎性、前提性的地位。現在我國的農戶生產規模較小,適度規模經營要求土地流轉起來。
              魏后凱說,2012年的文件是“現代農業規劃”,本次是“農業現代化規劃”,體現了互相銜接的過程。但他認為本次規劃應該是“十三五規劃”中重要的專項重點規劃,因為其中包括農業、農村、農民等方面問題,更涉及到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民工的市民化等。

            星火
              楊應忠是2014年開始探索川東村土地流轉的。這年年初,身為村支書的他開始挨家挨戶游說。川東村很多農戶養殖生豬,單戶的養殖會帶來質量參差不齊和廢料亂排等問題。按照他的設想,將農戶手中的土地集中起來,建立規模化的養殖場,引進科學地養殖方法來解決這兩個缺陷。當年全國生豬市場低迷,對于楊應忠的提法,村民一開始并不積極。
              經過反復溝通,陸續有村民簽約了,合約期是30年。
              當年416日,楊應忠發起成立欣運家庭農場有限公司,并著手欣運農場的經營。農場的成員大都是流轉出來的村民,他們同時是公司的員工、股東。楊應忠說,村民入股的方式分為土地和資金兩種方式,土地入股指流轉出經營權的村民成為股東,而沒有意向流  轉土地的村民可以以資金的形式入股。集中經營后,土地現在的收入是原來的5倍,原來每畝收入在600~700元,現在每畝能分到2000~3000元。此外,每年的年底,股民可以按照公司盈利來分紅。保底的分紅是18%,效益好可達到20%25%
              除了畜牧業農場,楊應忠又探尋出另一種更高效的模式。同年,他創立了江蘇川鹿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用來經營蔬菜大棚種植。出讓耕地的農戶在公司的幫助下建立大棚,這次他們獲取了更高的收益。楊應忠算了一筆賬:每個大棚毛面積1.8畝地,寬12.5米,長100米,如果種植苦瓜、黃瓜,每年產量可達5萬斤。蔬菜平均單價3元,營收共計15萬元,刨去工資等成本,收入可達8~10萬。每個棚子造價13萬左右,壽命25年。也就是說,一年多的時間,這些村民就可以將成本收回。
              看到實際的收益后,村民的積極性開始高漲。目前被流轉建設大棚的土地共計300畝,這個數字還在進一步增加。按照楊應忠的說法,村委會千方百計鼓勵村民參與土地流轉,根據現在的簽約進度,加上欣運農場的104戶,年底應該會有200戶左右參與耕地流轉。
              “整個村子共有800戶的純農民,按此計算,今年村子土地的流轉率可達25%。”楊應忠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楊應忠的想法是,通過現代農業的理念,讓村民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跳出農門。以目前的生產力,川東村每畝土地的收入是此前單干時的100倍。重要的是,欣運農場的生豬廢料運輸到蔬菜大棚內,當作黃瓜、苦瓜、西紅柿等蔬菜的肥料,形成綠色無污染的循環利用。
              在楊應忠準備大干一番的同時,鹽城市其他村落的村民也沒有落下來。直線距離14公里的大橋鎮中合村村民靠特經種植、招商引資,吸引了不少外省的企業投資。中合村有耕地面積3260畝,總戶數518戶,總人口1132人。村支書丁青松今年年初在接受鹽城市一家媒體采訪時表示,今年初全村已經流轉土地600多畝,每畝土地最初的流轉價格為每年1000元,以后每三年上調一次,每次每畝上漲50元。
              而在整個江蘇省,截至今年10月,全省土地流轉面積達3200多萬畝,占農戶家庭承包地總面積的64%。在當地政府出臺的文件中,與楊應忠的模式類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被納入調整范圍,賦予其市場法人資格。
              和楊應忠一樣,鹽城市、江蘇省乃至全國的探索者,成為土地流轉改革的星星之火。
              模式
              實際上,除了像楊應忠一樣,由村支書帶頭成立公司進行土地的流轉,還有一部分村子將集中起來的土地外包給企業。村民的承包權不變,土地的經營權被出售。
              魏后凱說,村民參股的形式是目前來看最好的模式。村民參與生產,并可以分紅,是一種共享。這種模式下農民實際上有3種收入:一是農民流轉土地經營權后的保底收入,保證不虧損;其次,公司經營好的情況下,可以取得額外的分紅;再次,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可以在公司內打工,每天有固定錢的工資收入。此時,投資者和農民形成了一個共同體,使得生產模式更加穩定和可持續,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來源。
              相對來說,外包雖然一樣能實現規模化生產經營,增加效益,培育了新型的經營主體,但對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魏后凱認為,村民如果沒有入股,只得到土地租金或工資,不能實現公司和農民的利益統一。村民在承包公司占股份的話,忠誠度會更高。他們會覺得是自己的公司,勞動態度、工作效率會發生變化。這和企業經營類似,商業社會很多企業為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會提出出讓一部分股權給員工,只是配股的方式不同。
              現階段的土地經營權流轉除了上述的公司模式,還有合作社模式和農戶模式。這三種模式是目前最主要的流轉模式,都在不斷探索中。合作社的模式是農民自己參與形成的,經濟意義上應該是利益共同體的合作形態,在國外發展比較好,國內發展也比較快。農戶類型是指經營大戶,農民自己經營適度規模的土地。
              而農戶模式也可以稱為家庭農場模式。2012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現代農業發展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提到,將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向生產和經營能手集中,大力培育和發展種養大戶、家庭農(牧)場。
              胡定寰認為,家庭農場正是未來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他認為,現階段土地流轉還剛剛開始,大部分的土地仍掌握在單獨的農戶手中,未來有可操作的發展空間。
              胡定寰覺得公司的模式不是最理想的模式,公司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其需要考慮盈利,長遠來看就分流了一部分農業收益。公司的逐利性也使得希望規模擴大,而規模適中的家庭農場更適合未來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在家庭農場的模式下,農民不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從事生產,而是自己來經營自家農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種地的人會有技術等更好地條件來操作,更好地發揮土地的生產力,這是中國應該發展的模式。利用農業雇傭村民為自己打工的資本家行為,會提高中國農產品的成本。中國農業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是,讓種地的人有更多的地。
              胡定寰提出一個超前的觀點:這種種地的人應該是有知識的大學生,大學生回歸到農業,成為家庭農場的農場主。大學生夫妻共同經營農場,自己種地、養殖,他們的收入要達到中產階級水準。至于農場的具體規模,應該與生產力相適應。例如荷蘭,一個牧場養殖90頭奶牛,一個農場種植100公頃的馬鈴薯,法國一個牧場養殖500頭豬。這樣的話可以利用大量的機械化設備來提高生產力,夫妻兩人的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收入應該不低于中產階級。中國的農業勞動如果能夠吸引大部分人參與,才會取得更好的發展。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也認為,目前的適度規模經營是一個過渡階段。30多年前,小崗村的“大包干”讓農民取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民的承包權和經營權是統一的。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很多承包土地的農民不再務農,將土地流轉給其他村民,這就出現了承包者將經營權分離。主管部門提出“三權分離(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即是對這一現狀的承認,是采取措施避免農業的生產力受到破壞,既要保護承包者的利益,又要保護承包者的利益。
              黃小虎解釋說,享有承包權的農民不務農了,但是還沒有穩定的非農就業,或者說到了城里后沒有取得城市戶籍。這些農民心理上不敢放棄自己的承包地,耕地是他們最后的退路。所以“三權分離”在這個歷史階段出現,作為補充的是,國務院提出1億農民落戶城市計劃。

              過渡期的長短或許要看農民工的落戶問題解決的時間。
              現在的問題是農民工進城后,沒有放棄承包權,只是將經營權流轉出去。這會促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但是也帶來矛盾。在農業生產的收入中,一部分要給承包者,一部分要給經營者;現在國家每年都會有種糧補貼,以往的做法是補貼給土地的原始承包者,但是原始承包者已經不再種地,實際種地的人卻得不到補貼;隨著經濟的發展,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成本上升,長期下去矛盾就會出現。
              黃小虎說,因為要兼顧各方面利益,目前沒有一層不變的解決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民沒有后顧之憂。如果農民進城后,有固定收入和穩定住房,享受社保、醫療、養老、教育等福利,自然會考慮是否保留原有的承包地。
              但是在土地改革的現階段,一大批楊應忠這樣的先行者依然推動著車輪前進。他投入心血的蔬菜大棚已建成60個,分別由60戶村民負責,另外還有100個大棚正開工建造。欣運養殖場的村民股東每天迎著太陽出門,心底盤算著年底能分到多少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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